魏德东教授：论佛教唯识学的转识成智义55-64页--------------------------------------------------------------------------------【作者简介】魏德东，1965年生，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
魏承思教授：中国佛教文化论稿第五章中国佛教史学第五章中国佛教史学佛教自汉末传至中国，经历了一个传播、发展、繁荣、衰落的漫长过程。中国的佛教史学也随着这个过程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古代史学十分发达，历史记载
魏承思教授：中国佛教文化论稿第七章中国佛教艺术和审美第七章中国佛教艺术和审美佛教艺术是以一整套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段为其信仰服务的宗教艺术，它的美的理想和审美形式必然要求适应宗教内容的需要。但是，佛教艺术
魏承思教授：中国佛教文化论稿第三章中国佛教道德第三章中国佛教道德佛教是一种道德伦理色彩十分浓厚的宗教，它重视人的道德价值，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并把它的宗教实践建立在道德实践基础上，认为成佛的前提是修持，
魏德东教授：佛教的生态观魏德东“生态”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盖指生物与其环境的关系。生态观就是人们对生态问题的看法、观念。早在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Haeckel)就提出了“生态学”一词，专指研究生
魏承思教授：中国佛教文化论稿第四章中国佛教教育第四章中国佛教教育佛教文化产生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相延续。这种文化传递必须有一定的教育体系来保证，于是就出现了佛教教育。自佛教传入之后，印度佛教的
魏德东教授：唯识思想与佛教修学魏德东提要:我主要和大家讨论四个问题。首先是唯识的基本义理，我希望能用三个命题予以概括，这就是万法唯识、八识理论和转识成智，最后讲一下唯识思想与佛教修学的关系。关键字:大家
魏德东教授：论佛教唯识学的转识成智魏德东方东美先生说：“假使你讲唯识而执着识，认为识是真实，这可以说是一个根本错误的思想，永远不能解决问题。”(注：《华严宗哲学》上册，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5
魏承思教授：中国佛教文化论稿第六章中国佛教文学第六章中国佛教文学佛教文学是指佛教徒创作的、宣扬佛教思想的文学作品。佛教认为，宇宙万物的实相本原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需要借助“异相”说明。所谓佛经“异
魏德东教授：论作为全球伦理基础的佛教伦理魏德东［论文提要］全球沦理的基本内容包括一项基本原则和四项规范，基本原则的经典表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项原则为不投生、不偷盗、吊说谎和不奸淫．在世界各大
魏承思教授：中国佛教文化论稿第二章汉文《大藏经》与佛经翻译第二章汉文《大藏经》与佛经翻译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称。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印度佛教经典就开始陆续被翻译成汉文。从东汉到唐代，翻译佛经一直被中国
历代感应传通鉴陈士强一、［唐］唐临“冥报记”三卷唐吏部尚书唐临撰。收入《大正藏》第五十一卷。《法苑珠林》卷一百着录为二一卷”。据本书卷上唐绛州大德沙门僧彻一则的记载，撰于永徽五年二(五五)。书首有作者自
仁寿舍利的“感应”分析北京大学李四龙中国佛教史料里保存了大量的舍利信仰资料。内心的信仰，原本是一种隐秘不显的个人体验，但是，这种舍利信仰，竟以最直露的方式呈现给公众，所有在场的人都能耳闻目睹，亲身经历
高振农教授：中国近代佛教中的伦理思想（上）高振农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是佛教教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清规和戒律之中，而戒律是全部佛教教义经、律、论三
高振农教授：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高振农佛教文化，含义甚广，举凡翻译过来的经典和中国僧人自己撰写的佛学着述，佛教建筑，佛像雕塑，佛教绘画，佛教音乐，甚至佛教仪式等等，都可以称之为佛教文化。但是，我在这里所
高振农教授：《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高振农《六祖坛经》，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为禅宗六祖慧能所说，弟子法海集录。中国佛教着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由此可见《坛
高振农教授：关于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作用问题的探讨高振农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至今已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它在旧中国曾长期被国内封建地主阶级、领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所控制和利用，其消极作用是显而
高振农教授：中国近代佛教中的伦理思想（下）高振农太虚还认为，佛教道德是人类道德中最完美的道德之一。他说：“人类道德，古今中外的宏哲，罔不详言。举要言之，儒家的仁义礼乐，道家的慈俭不争，耶教的博爱，希哲
高振农教授：上海龙华寺的峨眉山僧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高振农峨眉山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相传是普贤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显灵说法之说起源于何时，已无从查考。但据有关传说，早在晋代已经建有普贤寺，
高振农教授：梁启超的佛学思想高振农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有名人物，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政治上，他从1895年“公车上书”初露头角起，于戊戌变法时期，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